游戏和艺术，虚拟和真实，这些并非不可融合。日前，展览“游戏的人”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开幕，从70余年的电子游戏发展史开始，展览揭开了与文化乃至文明交织的游戏的故事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最早创作网络艺术的艺术家之一、工作生活于荷兰的艺术组合JODI的作品，到曾在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曹斐的《我·镜》，再到陆扬在今年疫情期间借助先端数字技术的《独生独死》，展览展现了电子游戏进入艺术的历史，探讨游戏、社会变迁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1938年，荷兰学者约翰·赫伊津哈在《游戏的人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文明是在游戏之中成长的，是在游戏之中展开的，文明就是游戏。”彼时距离第一款电子娱乐设备的诞生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。

“游戏的人”展览现场在明当代美术馆，从1947年的阴极射线娱乐装置开始，不同时代的电子游戏被置于玻璃橱窗之后，如同博物馆展品一般，陈列出一段70多年的历史。再往前走，你会经过街机厅，泡泡池和“电竞馆”，甚至可以用“游戏币”玩上几把，事实上，这些逼真的体验正是展览的“序曲”。

“游戏的人”展览现场沿台阶走到二楼，澎湃新闻记者步入了更像是艺术展览的空间，只是，闪烁的屏幕和操纵着游戏界面的“玩家”们提醒着你，严肃和娱乐并不矛盾。展览聚集aaajiao、曹斐、冯梦波、陆扬等擅长将电子游戏融入作品的多媒体艺术家，探讨游戏、社会变迁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见证技术的演变。

“游戏的人”展览现场一直以来，电子游戏都被设计成对于现实世界的模拟，从一维的旋钮与按键到三维的体感设备，技术不断填补虚拟游戏世界与真实世界的间隙。而在邵志飞等人的《再次跌倒，跌得更好》中，艺术家借助游戏，对于人类的状况进行了模仿：在这件装置作品中，人形呈现在屏幕上；当观众脚踩在压感地垫上时，会使得屏幕中的人跌倒，再站起来。计算机的算法中加入了随机函数，导致人物每次摔倒的方式不同。在这些缺失个体性的人物身上，观众将启动一场关于失败和焦虑的普世戏剧。

《再次跌倒，跌得更好》如果说《再次跌倒，跌得更好》以特别的方式展现了游戏对现实的模仿，那么在郑国谷的《了园》中，艺术家进行了颠倒，试图将虚拟转化成现实，从电脑游戏中获得一种被他称为“土地能量学”的审美，表现土地与建筑、意识的联系。基于游戏，郑国谷的“了园”在过去20年的时间中不断扩张，这一“建筑理想国”的延续性让人看到了从游戏中获得现实灵感的可能，也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游戏中秩序的存在。

郑国谷《了园》约翰·赫伊津哈写道，“游戏给不完美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带来一种暂时的、有局限的完美”，另一方面，游戏表现出美的倾向，用来描绘游戏成分的词语也大都属于审美的范畴，例如“紧张、均衡、平衡、反差”等。这些形容词在荷兰艺术组合JODI的《无题游戏：控制+空格键游戏》中也能体现。通过将游戏《雷神之槌》中复杂的图形减少到最低限度，不断变换的黑白背景包裹着立方体，如同一件极简主义装置。

《无题游戏：控制+空格键游戏》展览现场在展出的这些作品中，游戏和现实彼此映照，正如在今天的数字时代，虚拟和真实正在逐渐成为一体而难以分割。虚拟世界是现实的延伸或出口，也可能只是现实的一部分。在作品《我·镜》中，曹斐借由游戏《第二人生》中的人物“中国·翠西”在虚拟世界里的流浪，让人看到虚拟和真实之间愈发模糊的边界。在虚拟城市中，翠西和美国人Hug Yue相遇，在不同的风景中，这个世界看起来无边无际，但是当他们走到尽头，却发现这里不过是一座被观看的“环形监狱”，而翠西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，“我的化身是镜子吗？”然而，在这样的混淆中，曹斐提出了一种融合的可能。正如展览策展人之一陈抱阳所说：“在屏幕闪烁间，游戏成为人们联结彼此，连通万物的桥梁……游戏让我们注意到那些易被忽视的社会连接，滋养我们的同理心。”在曹斐的叙述里，这种“联结”或许还将指向互相拯救。

曹斐《我·镜》截图在《我·镜》里，相貌年轻的Hug Yue在现实中是个老头，游戏让人幻想一种理想和永恒的化身。在陆扬的《独生独死》中，艺术家自己“转生”为一个永恒的数字人类，没有性别特征的身体提供了一种人类认知自我的新视角。通过3D扫描自己的50个表情，并采集巴厘岛舞者和印度Kathakali舞者舞蹈时的面部微表情，最终诞生了这个名为DOKU的数字人。利用技术，陆扬还将为艺术家、音乐人、舞者、诗人等不同领域的创作者提供一个共同描绘虚拟世界的平台。她试图创造一种投射、记录与融合不同文化的新可能。

陆扬的《独生独死》，图为DOKU数字人制作过程。陆扬的《独生独死》也是英国乐队the 1975的歌曲《Playing On My Mind》的MV，在歌词中，网络时代之下人的关系被娓娓道来，配上数字人的画面，似乎这就是新的现实：“这些事情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”